“黑石号”沉船及出水陶瓷器的认识与思考 （上）|黑石号|沉船|陶瓷

　　来源：上海博物馆

　　唐代，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达。随着通商贸易的广泛开展，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一条重要的中西国际贸易通道，而中国陶瓷器也逐渐走出国门，成为销往亚洲乃至非洲地区的重要商品。二十多年前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黑石号”沉船，出水了大量唐代陶瓷器和其他中国物品，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现在，各方面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笔者长期关注此沉船打捞物品的相关情况，借“黑石号”文物来上海博物馆展览之际，在此对该沉船及出水陶瓷器相关问题作一些议论和探讨。

　　一、“黑石号”的发现及相关情况

　　1998年，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勿里洞岛以北4海里处，一名在海底采集海参的爪哇渔民不经意间踩到了一些埋在泥沙中的陶瓷罐、碗等物品，其中一个器身长满海藻和珊瑚的陶罐被捞出水面。消息传出，一艘震动世界的海底沉船就此被发现。经过当年9-10月和次年4月以后的打捞，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晰。经考察，距离沉船150米处有一块黑礁石，相关专家认定，这一礁石导致了公元8-9世纪一艘满载中国物品的航船在此沉没，于是，沉船被命名为“黑石号”，又称“勿里洞号”（Belitung）。

　　沉船打捞物品达60，000多件，主要是来自中国的陶瓷器，也有金、银、铜、铁、铅、石、漆、木、骨、玻璃及香料等质地的物品。沉船被发现、大量物品被打捞后，人们最需要了解并解决的有三方面的问题：1。沉船相关年代；2。沉船所属国家或地区；3。沉船起始地。为深入了解沉船的相对年代，专家曾采用放射性碳14对沉船上出水的龙脑香、八角茴香和船体木料等物品进行了年代检测，但所测年代均未能取得满意的结果。

　　出水的9枚“乾元通宝”铜钱曾被认为可能是有效的实物证据，而铸有“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文字的“扬州江心镜”更是“黑石号”沉没年代最明确的证据。不过，“乾元通宝”铜钱和“扬州江心镜”并未能成为“黑石号”沉没时间的依据，出水多达50，000余件的唐代长沙窑瓷器中，有一件不起眼的青釉褐绿彩瓷碗，内壁有绿彩及褐斑装饰，外壁釉下暗刻“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九字。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宝历二年”铭花草纹碗/唐

　　“黑石号”沉船出水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此碗于当年中元节次日制成，虽制作粗糙，但最终成为沉船上最有明确断代依据的实物，也是“黑石号”沉船最具学术研究价值的器物之一。通过此碗的纪年文字可以推断，沉船时间是宝历二年（826年）或更晚些时候。这一件器物的出现，使不少研究者认识到，9世纪20年代末，是“黑石号”最可能的沉没时间。也有国外学者甚至直接把它称为“826年的勿里洞唐代沉船”。

　　从商品角度看，瓷器出窑以后，一般都会很快销售出去，没有一个窑主愿意把烧成的产品积压下来。这里，有一点值得推想，既然“宝历二年”是器物制作的确切时间，那“黑石号”沉船是否当年就沉没于印尼海域？初看起来，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太大，因为从制作、销售到运输角度看，不足半年的时间内很难做到。而且，航船需要了解海洋季候风的季节，“阿拉伯商人西行归国，就得利用东北季候风在10-12月之间前往马六甲海峡，然后在1月份穿越孟加拉湾，在2-3月抵达阿拉伯半岛南部……”[1]这说明“黑石号”可能沉没于冬季。如果7月中瓷器烧成，几个月后，“黑石号”即在马六甲海峡出现，这似乎是有点不可思议。

　　不过，按照唐德宗年间任宰相的贾耽“广州入海夷道”所记载的广州到达“佛逝国”（今印尼苏门答腊东南）的时日[2]，参考9-10世纪阿拉伯人的记载[3]，在正常情况下，从广州到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的航海时间最长也就是二十多天，如果在中国国内的东海和南海沿海航行，也不会花费太长的时间。因此，从理论上说，离开中国的“黑石号”在宝历二年冬季到达苏门答腊并非绝对不可能。但也不排除是在次年或数年以后。

　　比照以前的沉船发现情况，这不是第一个例子，相关事例较多，重要的如1976年打捞出大量元代中期中国瓷器的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中，有“至治三年”纪年的木质铭牌[4]，经过许多年的观察和研究，现已被大多数研究者认同，元至治三年（1323年）是沉船的相对正确年代。1987年，载有大量瓷器与其他文物的“南海一号”沉船在广东被发现，其中发掘的一件青白釉罐底，有墨书“癸卯”等文字，经考古工作者结合其他文物综合研究后认为，此“癸卯”应为1183年（南宋淳熙十年），“南海一号”被认为是淳熙年间的沉船。因此，不管如何，宝历二年更是一个具有明确断代意义的标志性时间。